高亨

高亨（1900～1986），初名高仙翹，字晉生，吉林雙陽人，著名教授，古文字學家、先秦文化史研究和古籍?？笨紦＜摇?924年考入北京大學，1925年秋考入清華大學研究生院，師從梁啟超、王國維。1926年畢業任教，歷任河南大學、東北大學、武漢大學、齊魯大學教授等。作品有《詩經選注》、《詩經今注》、《楚辭選》、《上古神話》、《文字形義學概論》、《古字通辭典》等著作和論文。

生平簡介

高亨是中國研究先秦學術和文字學、訓詁學的著名學者。早年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師從王國維、梁啟超兩位大師，一生篤志于弘揚中國傳統學術，成就斐然，成為20世紀先秦學術文化 研究的一座重鎮。其治諸子，遵循乾嘉考據遺風，往往勝解精義，發前人所未發，真正做到了后出轉精；其治《周易》，一改前人“以經解傳，以傳解經，經傳互解”的舊習，首次經傳分解，開創了中國現代《周易》“義理派”的研究新方法，為學界所推崇；其治《老子》與《詩經》，以傳統文字訓詁學為根基，在?？庇栐b上創發新義；其砥礪基礎，夯實根本，則有《甲骨金石文字通箋》、《文字形義學概論》和《古字通假會典》諸書。高先生治學嚴謹，為人謙恭，他的學術成果為人信服，有些訓詁成果被《漢語大字典》作為專門義項收錄。?[2]

人物年譜

1900年7月4日，高亨出生在吉林雙陽縣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。

1910年春，入私塾讀書，學名高仙翹。由于家境貧寒，學習不易，自知刻苦用功。所讀經書，多能熟讀背誦，心知其義。白日既沒，繼以燈火，夜色將分，猶不釋卷，天方黎明，誦聲又起，嚴寒酷暑，未嘗間斷。八年私塾，他讀完了四書五經，初覺心地豁然，為后來專攻先秦學術打下了堅實基礎。

1918年春，高亨先生考入食宿公費的吉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，1922年冬畢業。五年中學習除學校課程外，還在張文澍老師指導下，學習了中國第一部文字學專著、東漢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，閱覽了先秦諸子的主要著作及前四史。他這時已有志于中國古代學術文化的研究，并且對研究的方法和門徑有了一定的了解。

1923年春，入北京弘達學院，補習英語。秋，考入北京師范大學。

1924年秋又考入北京大學。

1925年秋，改名高亨，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為研究生。

在清華研究院讀書時，高先生以中國第一流學者梁啟超、王國維兩先生為導師。他的畢業論文《韓非子集解補證》深得梁先生的嘉許，曾對高先生說：“陳蘭甫始把《說文》帶到廣東，希望你把《說文》帶到東北?！辈⒃诋厴I時贈給他一副對聯，予以鼓勵：“讀書要最識家法，行事不須同俗人。”從此，高先生立志遵循清代著名學者高郵王氏（王念孫、王引之）的家法，從文字、聲韻、訓詁入手，嚴謹治學，鍥而不舍，并決心永遠過三書生活：“讀書、教書、寫書?！?/p>

1926年夏，高亨先生從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后開始任教。初任吉林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教授兼第一師范學校教員。

1929年任沈陽東北大學教育學院國文專修科教授。“九一八”事變后，隨東北大學來到北平。之后，又歷任河南大學、東北大學、武漢大學、齊魯大學、西北大學和湘輝學院教授等。

1953年起任山東大學教授，1957年受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之聘，兼研究員。

1967年以后不再任教，調至北京，專門從事古代學術研究工作。

1986年2月2日，高亨先生病逝。

學術貢獻

高亨先生一生在教書和研究的歲月中，時刻與讀書、寫書相輔相行。從少年時代起，他就要求自己不但要讀得多，而且要讀得精，讀得仔細認真。在治學上，他注重實事求是，從來一絲不茍。對于歷代舊說，博覽眾家，不拘守一派，自己寫出論文或專書，無不有根有據有經有緯，力求有所創見。堅持以文字的形音義及考據作為基礎，來闡明發揮古代文化典籍的意蘊，走出了自己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途徑。他博通經子，淹貫眾家。每作議論文章，必從實質問題探索底蘊，借助文字聲韻之學，論列是非，字斟句酌，古樸省凈。故能言之有據，令人嘆服。

高亨先生畢生致力于“三書”，日孜孜不倦，常兀兀以窮年，在學術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。他從研究《說文》入手，逐步研究金石甲骨文字，用了十數年的功力，寫成《金石甲骨文字通箋》，稿本裝訂為十四冊，凡幾十萬字，這是一部有助于研究中國古文字學的參考書，不幸在抗戰時期丟失，至今未能尋回。

結合教學的需要，他最先致力于先秦諸子的研究，特別是《老子》一書，他對于其中字句的訓釋，思想的分析，以及老子生平事跡的考索，俱臻精到，為世所珍。以后又轉入對《周易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三部古經的研究。由于《詩經》中“雅、頌”部分難點最多，阻力最大，高亨惟恐中國古典文化精華無人繼承，故不辭勞苦深入淺出地介紹給青年一代，完成了《詩經選注》、《詩經今注》。攻罷《詩經》，便攻《周易》，他在《周易》的研究上下功夫最多?！吨芤住肥且徊恐袊铍y懂的古代典籍，其中有象數之說，帶有神秘色彩，沒有唯物主義觀點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與熟練的文字學功夫，很難會通全書。

高亨勇于負重，知難而進，常說：“我不攻此難關，將留給誰?”故宵衣旰食，一意攻堅，義無反顧。終以十年之功，打破重重困難，用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，以實事求是的態度，對《周易古經》及《周易大傳》進行考釋與論述，寫出了解析《周易》專書四種，把《周易》的研究構建在比較科學的基礎上，端正了研究方向。此外，他還有《楚辭選》、《上古神話》、《文字形義學概論》、《古字通辭典》等一些著作及論文。他在中國古籍文獻的整理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。

高亨先生教書嚴肅認真，一絲不茍。每課前都寫成詳細的講稿，堂上聲調爽朗，語言穩重，字字句句都能送入學生之耳。講解清晰，深入淺出，雖文辭古奧哲理深邃的先秦經典諸子之文，一經他的講解分析，取譬論證，便可使學生精力集中，久不疲倦。他一貫教書育人，以身作則，言行正直，不同流俗。凡受過他的教育的，都能感到在學問人品雙方所給予的深厚影響。

周易研究

以經觀經、以傳觀傳

20世紀40年代之初，高亨先生就立意堅持了一條重要的注《易》原則：以經觀經、以傳觀傳。《周易》是中國最古老的典籍之一。兩千年來傳世的《周易》一般包括兩個部分：《易經》與《易傳》。自漢以后一個影響甚廣的傳統觀念認為，《周易》經文與《大傳》十篇（即“十翼”，包括《彖》上、下，《象》上、下，《文言》，《系辭》上、下，《說卦》，《序卦》，《雜卦》）是“先圣所制、后圣所續”，二者之間存在著有神秘意味的必然聯系，因此，很多人研讀《周易》，總以經、傳為一體，既“依傳解經”，復“牽經釋傳”，從而把《周易》經傳的研治引向了一個很大的誤區。

高亨先生認為，“《易經》作于周初”而“《易傳》成于晚周”，兩者的產生前后相去達六七百年。后者對于前者的注解，盡管有很多正確的、有參考意義的內容，卻也存在釋義錯誤、附會經文甚至借題發揮之處。他還認為，《易經》文字質樸，記事簡單，往往并不完整，而《易傳》則分明已經具有了較多的抽象思想和哲學觀念，有一定的體系，就此而言，其與經文根本不能混為一談。

有鑒于此，他明確提出了“講《易經》不必受《易傳》的束縛，談《易傳》不必以《易經》為歸宿”?！吨芤坠沤浗褡ⅰ泛汀吨芤状髠鹘褡ⅰ穬刹恐魅骟w現了高亨先生的這一主張。前者著重以闡明古經內容為限，力求就文論文，雖廣征博引以考釋詞義、句義，卻有意不牽涉《易傳》、不援用《傳》文的資料。后者注解《十翼》，則把“經意”與“傳解”各立條目，相依并列，意在兩者對照，以顯示《經》之原意與《傳》之理解所存在的異同。

講《易經》不談象數，講《易傳》不濫談象數

《周易》是上古的一部筮書。但高亨先生認為周初并無象數觀念，象數之說實起于《易經》形成之后。而《易傳》縱論卦象、爻象、爻位的象征意義，則代表了晚周的意識。對于如何正確闡明《易》學中的象數問題，高亨先生采取了科學和慎重態度。表現如下：

其一，對于《易經》卦辭、爻辭的注解，高亨先生盡掃象數之說，而專意于具體闡明經文的初始意義。在他看來，經文筮辭與卦、爻象數之間的聯系，今人實已無法究詰，一味致力于這種聯系的探究，難免治絲益棼，甚至會走向巫術迷信的歧路。因此，他對于卦爻辭所作的說解，斷然拋開象數，全不牽扯象數說，而只是根據“記事之辭”、“取象之辭”、“說事之辭”、“斷占之辭”等不同類別，一一釋明其本義，至此為止。

其二，對于《易傳》的注解，凡《傳》文并未言及象數者，同樣盡掃象數之說，而只如實說明其本義。高亨先生認為，《易傳》多談象數卻并未處處講象數，如《謙卦》初六、九三、六四、六五、上六諸爻《象傳》，以及《噬嗑》初九、九四、上九諸爻《象傳》，就都無象數可言。因而對于這一部分《易傳》，他同樣只是隨文釋義，絕不附會象數說、更作添枝加葉之舉。

其三，對于《易傳》中確然存在的各種象數說，高亨先生所持態度是力求“以樸釋玄”，實事求是。他在《周易大傳今注》中，專門寫下《易傳象數說釋例》一篇，以供一般人識其通例，掌握規律。在所有各條傳文的具體注釋中，則注意結合卦形、卦名以及爻之性質、位次、奇偶之數等，以闡釋《易傳》解經的基本內容和主要根據。同樣并不由此引申推演、不作主觀鑿空之論。

《周易》訓詁學示例

例一，《漢語大詞典》“衢”字下，列第四義為“庇蔭”。舉《易經·大畜·上九》爻辭：“何天之衢，亨”，而引高亨先生《周易古經今注》云：“衢疑當讀為休，古字通用……休即庥字，謂受天之庇蔭也。此云‘何天之衢’，即‘何天之休’也。”這里，高亨先生識破了一個關鍵的通假字，揭舉“衢”有“庇蔭”一義，三千年古經文字遂由此而豁然貫通，也為此字的訓釋別添一義。

例二，《漢語大詞典》“康”字下列“康侯”詞條，舉《易經·晉卦》卦辭：“康侯用錫馬蕃庶，晝日三接”，而引高亨先生《周易古經今注》云：“康侯，周武王之弟，名封，故稱康侯或康叔?！卑础翱岛睢迸f解為“康民安國之侯”，屬望文生義；高亨先生以其為武王之弟，鮮見于其它古籍記載，而于史有征、兼符文意，同樣足以訂正舊說而自有發明之功。

例三，《漢語大詞典》“守”字下，列第十二項詞義為“操守，節操”。舉《易傳·系辭下》：“失其守者其辭屈”，而引高亨先生《周易大傳今注》云：失其操守之人，附聲附和，不敢堅持己見，故其辭屈服”。舊注訓“失其守者”為“失其所守之志”，殊亦費解。高亨先生訓“守”字為“操守”之意，訂正了舊注，理順了文意，能夠與《系辭》本章主旨相合。這是在《易傳》文字訓詁中又一個有突破于前人的例證。

古《易》筮法研究

《周易》是一部上古的筮書，記錄和反映古人的占筮活動，后世習《易》、言《易》往往涉及筮法。筮法是迷信活動的產物，但有其產生的特定歷史背景，在流傳中又曾經產生過很大的影響。對古代筮法給予必要的考索和總結，當屬傳統文化之科學研究的應有之義。然而往古邈遠，載籍不足，長期以來，人們盡管對于中國現存最早一批重要文獻資料（如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）所記諸多筮事，以及《系辭》所載之筮法，陸續有過不少考訂與詮釋，卻由于種種原因而一直存在“其慮有所未及，其察有所未照”之處。后一方面的突出表現之一，就在于對晚周筮法的了解存在很大的片面性：“明于成卦而昧于變卦，得之成卦而失之變卦?！边@一點已經形成為《易》學研究中長期難以解開的一個死結。高亨先生在自己一系列的《易》學著作中，不僅在前人的基礎上全面總結了《周易》“成卦之法”的詳盡步驟，而且，更結合《系辭》并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的有關記載，就其“變卦之法”作出了充分而合理的說明，第一次突破了自漢以來《易》學研究上的一個難點。

高亨先生在《周易古經通說·周易筮法新考》一文中，具體回答了《易經》占筮中“何以有變卦”與“怎樣識別所變之卦”這些長久滋人困惑的問題，并在推演、計算的基礎上總結出“求（所變之卦）宜變之爻”的具體方法，甚至列表以明其事。由于他把《系辭》與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中的文獻資料熔合裁度、反復推究，一舉揭去兩千余年“變卦之法”的玄虛外衣，顯露出上古巫術的本真面目，從而為古筮法之更加科學的研究開辟了重要的門徑。

另一篇《左傳國語的周易說通解》是對于《左》《國》中有關《周易》記載（二十二條）的逐篇疏解，揭示其象數和義理，也兼及筮法的說明。此文發表于1962年，而其雛形與基本結論實已見于20世紀30年代寫作的《周易筮法新考》中的《東周筮法之實征》一篇。按與《易傳》（十翼）有所不同，《左》《國》中的記事，不僅講本卦的卦象、卦名、卦辭與爻象、爻數，而且講之卦卦象、之卦卦名、之卦卦辭，以及本卦變爻爻辭、之卦變爻爻辭。因此，不能通曉古代筮法，則難以識別其中變卦之何以有變，也就不可能通曉古籍載事的原原本本。其中，如《左傳·襄公九年》：“遇《艮》之八，是謂《艮》之《隨》”，以及《國語·晉語》：“得貞《屯》悔《豫》皆八也”等等，究竟含義為何，始終聚訟紛紜、莫衷一是。本文于此作出精辟的闡釋：前者因其“五爻均非宜變之爻”，“可變之爻多于不變之爻”，所以主要以“之卦”卦辭占之；后者則因“三爻均非宜變之爻”，“可變之爻與不變之爻相等”，是“貞悔相爭之卦”，故而以兩卦辭占之。巫術迷信力圖制造神秘，而科學的考索則能夠對古筮法做出合理和明晰的說明。這是高亨先生以科學態度研究古代筮法并獲得空前成績的又一實例。?[4]

與偉人交往軼事

1963年10月至11月，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第四次委員會（擴大會議）在北京舉行，會議開得隆重而熱烈。當時在山東大學任教的高亨教授也應邀參加了會議，并在會議即將閉幕時，與包括范文瀾、馮友蘭等在內的9位先生一起，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。當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介紹到高亨先生時，毛澤東一面親切地與他握手，一面風趣地詢問：“你是研究文學的，還是研究哲學的呢？”高先生回答，自己對于古代文學和古代哲學都很有興趣，但水平有限，沒能夠做出多少成績。毛澤東似乎情緒很好，繼續說，他讀過高先生關于《老子》和《周易》的著作；并對高先生的成績給予了肯定的評價，還說了些鼓勵的話。

此一殊榮，出乎高先生的意料，他為此激動不已，久久不能忘懷。返回濟南后，遂將自己的著作《諸子新箋》、《周易古經今注》等6種，連同一信，寄請當時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轉呈毛澤東主席。

1963年12月，在新年即將到來之際，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新版《毛澤東詩詞》。其中，除收有早已流傳很廣的27首詩詞之外，還有初次發表的新作10首。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編輯部及時組織了一次“筆談學習毛主席詩詞十首”的活動。高亨先生積極參加了這次活動，并附詞《水調歌頭》一首，以抒所感：

掌上千秋史，胸中百萬兵。眼底六洲風雨，筆下有雷聲。喚醒蟄龍飛起，掃滅魔焰魅火，揮劍斬長鯨。春滿人間世，日照大旗紅。抒慷慨，寫鏖戰，記長征。天障云錦，織出革命之豪情。細檢詩壇李杜，詞苑蘇辛佳什，未有此奇雄，攜卷登山唱，流韻壯東風。

隨后，高先生把這首詞連同一張恭賀春禧的短函寄呈毛主席，大約過了一個月的時間就收到了毛澤東主席的回信。信是用毛筆直行寫在幾張宣紙上的，遒勁奔放，落款處是足有3個核桃般大小的簽名。全文如下：

高亨先生：寄書寄詞，還有兩信，均已收到，極為感謝。高文典冊，我很愛讀。肅此。敬頌安吉！毛澤東1964年3月18日。

毛澤東親筆題寫的“山東大學”校名便出自于這封信的信封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高亨先生的這首《水調歌頭》在《文史哲》1964年第一期發表后，很快不脛而走，在讀者中廣為傳誦，由于氣勢恢宏，一度被誤傳為是毛澤東所自作；同時，在輾轉流傳的過程中，不少抄本上也出現了一些文字訛誤。為訂正誤解，澄清事實，1966年初，中央的一位負責人寫信給高先生，提出希望此詞能在報刊上重發一次，高先生當即表示同意。于是，時過不久，這首《水調歌頭》又在《人民日報》1966年2月18日的第6版上與讀者見面了。

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，高先生同許多教授一樣，被迫停止工作，接受批判和參加體力勞動。1967年8月，在毛澤東主席的直接干預下，高先生被借調到北京，先住在中華書局，后又由文化部安排一個住處，實際上是被保護起來。

著作

簡介

《高亨著作集林》共分十卷，收有《周易古經今注》、《周易大傳今注》、《周易雜論》、《老子正詁》、《老子注譯》、《諸子新箋》（含《墨子新箋》、《莊子新箋》、《荀子新箋》、《韓非子新箋》、《呂氏春秋新箋》、《商君書新箋》六種）、《莊子今箋》、《商君書注譯》、《墨經校詮》、《詩經選注》、《詩經今注》、《楚辭選》與《上古神話》（與董治安先生合寫）、《文字形義學概論》、《文史述林》、《文史述林輯補》等專書或自選論文集。高亨先生的學術著作素以博湛精深著稱，《集林》除把亡佚的《甲骨金石文字通箋》和《古字通假會典》作為存目處理，囊括了高先生其他所有的著作。

作品評價

高亨先生把大量精力用于古籍整理和國學研究，留下了總計約五百萬字的學術著作，涉及《周易》、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、先秦諸子、文字學、上古神話等諸多領域，享譽學術界。高亨先生的學術生涯長達六十個春秋，他的著作的寫作與出版，跨涉漫長的歲月，有的因出版較早而流通未廣，如今已不易求索，《高亨著作集林》的出版，解決了其著作搜尋難的問題，對全面地了解、評價其學術成就，學習其治學精神及研究方法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。

《集林》共計匯收專書十五種，又輯散見論文為一種，共十六種，分為十卷。在編排上，內容相似、相近的專書，置于同卷。新輯論文十七篇的編排順序，則完全按照發表時間先后為準。所收十六種論著，每種均設“本冊說明”一篇，或點明原作主旨，或簡介成書過程，或說明版本的演化，或交代整理的情況，為讀者了解本書提供了極大的便利。編末“附錄”部分，收列《高亨先生傳略》與《高亨先生生平年表》兩種，向讀者提供關于高亨先生及其學術成就的必要的參考資料，頗有助于讀者了解其為人治學，加深對其著作的理解。